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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神农解读

2016-7-5 10:53| 发布者: 炎黄文化| 查看: 716| 评论: 0|原作者: 炎黄文化

摘要: 炎帝神农解读 包毅国 来到随州炎帝神农风景区,看到的炎帝神农是那么真真切切,和蔼的目光流溢着无限的仁爱,飞扬的思绪蕴藏着深邃的睿智,宽厚的胸脯饱含着坚毅的勇气。在普通民众的心中,这就是自己的祖先,这 ...
炎帝神农解读

        包毅国

    来到随州炎帝神农风景区,看到的炎帝神农是那么真真切切,和蔼的目光流溢着无限的仁爱,飞扬的思绪蕴藏着深邃的睿智,宽厚的胸脯饱含着坚毅的勇气。在普通民众的心中,这就是自己的祖先,这是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最敬仰的形象。英俊伟岸、坚毅勇敢、奋发向上的个体形象,祖先身上无时无刻都闪烁着仁、智、勇的光芒,能够照亮、溶解、征服一个伟大民族。也许还有人觉得这还不够,自己的祖先应该是超越万物之上的神,神是什么样的,没有多少人见过,就有人想象神是无所不能的,应该怎样怎样。真正有学问的学者,都不会去质疑民众的认知,只会以自己的学识,去解释自己心中的炎帝神农,尽最大努力去影响感染民众。    文化学家认为,炎帝神农是农耕生活的文化生态。文化实际上就是“生活的样式”。中国人的生活样式就是农耕生活,构成农耕生活的所有材料,都是炎帝神农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普通民众对炎帝神农的心理认知,尽管难以解释,越是大学问家,越是会尊重。总会想方设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寻找合理的依据。甚至站在很高的角度以更宽阔的视野,追寻炎帝神农的价值。人类世界农耕种植生产方式几乎基本一致,但细致区分,能够分出小麦、玉米、粟黍、稻谷四种种植方式出来。中国的农耕生活占用其中的粟黍、稻谷两种,而且粟黍、稻谷这两种种植方式明显应该在不同的地域,也不能复制和替代。这两种种植方式的萌芽、发展到最后的成熟,需要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无论空间多么博大,时间多么漫长,中国人都坚定不移地认为,中国农耕生活的创建者是炎帝神农。
    文化学家会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研判,这种共同的认知,就是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文化基础。这种文化基础坚固厚实的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它不是三五年、三五十年、三五百年、三五千年就能形成的。超过三五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形成的文化生态,仅仅是时间的重量,就能把基础夯实得坚不可摧。中国的历史演变能够用孔子的“百世可知”解释。孔子的弟子问:“十世可知也?”孔子答:“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总有一天也是要被代替。替代眼前的乱世,新社会跟旧社会相比,只是略有损益而已,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历史经数千年,没有中断的根本原因就是文化生态的稳定。
    历史学家会从历史的角度,让历史、现实、未来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解说的清清楚楚。中国历史的特点主要是“损益”,“损益”实际上是接受和改革,形成新的制度。“损益”是历史的变与不变,历史有致用的元素,人民生活需要有变化,历史就必须发生变化,农耕生活更多的需要顺应天地自然,历史在这方面就不会发生变化。中国是个重视历史的民族,有浩如烟海历史文献,文献学家能够用人类世界最丰富的文献记载,支持文化学家认定的,炎帝神农就是中国农耕生活的载体和符号。考古学家眼里更多的是祖先生活过的遗址,这遗址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历史的真实,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求真,考古发现的是百分之百的历史细节真相,从这些细节真实中去认知历史的大真实,最少能够接近历史真相。
    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历史角度、文献角度、考古角度来解说人文始祖炎帝神农。
    一,炎帝神农的文化解读
    古今中外的专家学者,关于文化的解释有成千上百个。我几乎一辈子做着文化工作,曾花很大力气认真研究过着许许多多的解说,顺着专家学者的思路去想,似乎每个人的解释都有些道理,但想找一句很简练的话说出来大家听听,却又很不容易。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说:“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东西,每每注定是人们知道得很少的东西。”[1]我们几乎天天在说文化,与文化打交道,却很难准确说出文化的定义。有一天,看到梁漱溟先生一句“文化是‘生活的样法’”,[2]心中豁然开朗。人类社会中最简单的东西,总是被人们弄的很复杂,很复杂的时候,几个字就点明白了,复杂的文化一下子就变得这么亲切熟悉好理解。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吃的喝的,就是物质,吃饱了喝足了心里快活,就是精神,文化就出现了“物质和精神”两分说。“吃”与“喝”要有一个规则和秩序,乱吃、乱喝,这个社会就乱了套,这样就加上一个制度。文化就出现了三个层次,物质、精神、制度。如果再把精神分细一点,风俗习惯、思想观念,就变成了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观念四个层次。假如把语言、艺术从精神层次在进行细分,文化就有了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大系统。社会越是进步,文化能够划分得越是细致。那就是专门家的事了,跟我们普通平常的生活似乎有一点联系,仿佛也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只要记住“生活的样法”这五个字,就知道了文化原来这样简单。当代的文化大家余秋雨先生感觉到梁漱溟先生的这个表述太简洁,又增加了两个字,说了一个七个字的文化表述。就是“生活、价值、共同体[3]”。这几个字就是说:生活的样法中蕴含着价值,认同这种价值的人形成的共同体就是文化。
    我们看一看老祖先是怎么解释“文化”。汉字是语言最早的历史记忆,每个字有深刻的内涵,是传递先人记忆的载体和符号。“文”是象形字,甲骨文似一个正立的人,胸前刻有美观的花纹。金文基本同于甲骨文。小篆写法“”,把胸前的花纹省略了。“文”的原义是文身。[4]“化”是会意字,篆写为“”。甲骨文中,是一个面朝左侧立的人,右边是一个头朝下、脚朝上倒着的人,会颠倒变化之意。[5]“匕,变也,从倒人。”人的正反变化过程是一种从野蛮走向文明深刻变化,从“反”走向“正”的变化,是生物性的人变成文明的人本质的变化。“化,教行也。从匕从人。”“教行”也就是教化,通过教育,使人的素质发生改变。文化作为人内心深处的无形的意识,总是处在一种不断产生,又不断被扬弃的过程,最后积淀成人们共同的美好意识。被人们共同用全部身心去滋润濡养、甚至用生命去珍惜维护,这种美好意识就带来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
    “文化”最原始的提法是《易经》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阴阳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秩序发生变化是天文,也是自然规律;文明是按照人们的愿望和意志,顺应社会发展潮流进行活动,是人文,也就是文化。天文是考察四时的变化,人文是用来感化天下。北宋程颐解释说:“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6]人的生命意义不在个体的生物性价值,只为自己活着的人是纯粹生物性的人,与动物没有任何差异。一个人内心有善良,并愿意把这种善良付之于自己的行为之中,能够为别人或者更多的人获得更好而奋斗,这就意味着牺牲自己,这种牺牲就成就着生命的伟大和崇高。伟大和崇高实际上就是牺牲和奉献,牺牲和奉献是一种痛苦,决不是完全生物性的人能够做到的。做这样的一个人,需要修炼,这就是“化”,由一个生物性的人变成一个文明的人。
    “文”与“化”分开来说,实际上有很大区别。“文”是人内心的善念,这种善念是人身上的极为宝贵的神性,很多时候只是一闪念,太稀少的一闪念神性不能指挥人从事善良的行为。就需要累积,通过累积达到一定的厚度,这种累积就是“化”。人的内心善良堆积很厚的时候,不去做一些善良的行为,心里感觉难受。这时候,人的品质质量得以提升,人就成为大家仰望的人。“文”是人的本质的变化,“化”是人从生物性到神性的变化过程。文化有一个渐变到突变的过程,渐变是文明因素缓慢的堆积过程,是难以察觉的细微变化,需要哲学的思维去感知察觉。向往美好是人生的信仰,信仰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信仰不是现实生活中很容易实现的,而是人生中去努力奋斗的一个想象价值目标。信仰的基本特征就是看不见,而且难以实现。人活着为信仰奋斗,生命就有了色彩和重量,就开始脱离人的生物属性,充盈着巨大的精神能量。充满神性的生命,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变得伟大而崇高,更成为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一座丰碑。这就是创造中国农耕生活方式的文化英雄炎帝神农。
    之所以说炎帝神农是文化英雄,是因为“文化”按照“两分法”,主要是物质和精神。炎帝神农创造的八大功绩,耕种、医药、纺织、市场、音乐、弓箭、陶器、房屋,这其中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是民众普通生活中一样也不能缺少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动物只本能用基因复制自己,人类在用基因复制自己的生命之后,能够用思想和信仰去教化新的生命,人类就能够一代一代发展。发展是用所有人共同认同的思想和信仰,塑造人的精神和灵魂。中国人用一种最为便捷的方法,来进行这种塑造。这就是“慎终追远”。[7]“慎终”就是谨慎的思考人生于天地之间的意义;“追远”就是看看老祖宗们都留下了些什么,在自身与先贤之间做一个对比,应效法先古圣贤。炎帝神农克服困难、造福民众,推动社会进步,民众世代受益。炎帝神农的八大功绩是普通平凡的生活琐事,做这些事需要的是执着于牺牲奉献的利人精神原则,是道德。衡量人的品质和境界,更多时候是生活中的小事,历史的常态是普通和平凡。
    “慎终追远”不仅仅是对祖先的感恩,更是用先祖的神性培育自己的人性,我们普通平凡的人生,就有了神性的光芒。祖先逝去了,但精神永远不会逝去,炎帝神农走向神坛就转化为天神,庇佑子孙。炎帝神农文化是精神灵魂成长最丰富的营养。你深入进去,你就可以和先祖的精神灵魂对话,这是灵魂与灵魂的交融,你不断往里走,它就越来越深刻越丰富,你就会获得越丰满,越强烈的快乐。这种精神享受是无限美好的。我们在敬仰崇拜的时候,内心深处向往真善美的情怀,就在仰望中酝酿发酵,当我们自己身上的神性被唤醒之时,就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量。一个人有多么坚强的信仰,就能够获得多么大的穿越坎坷障碍能力,就能决定人一生的命运走向。
    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出随州城区进入绕城公路几分钟的车程,还没进入炎帝神农风景区,远远就能看见一尊伟岸的炎帝神农站立像。走进景区,讲解人员会告诉石像底座边长56尺、巨像高度95尺都有许多寓意。这时候仰望庄重古朴、气势恢宏的雕像,就会想起自己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爷爷、爷爷的爷爷,这是一个厚道、诚实、平和、坚毅、善良、丰富、高贵的农民形象,是历尽沧桑、任劳任怨、健康快乐、幸福安详的先人。讲解员如果说到炎帝神农巨像底座高度尺码的时候,会说这个尺码寓意着传说中炎帝神农诞生的日子。其实这是一种误导,如果人们意识到炎帝神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实际上就大大降低景区的存在价值。倘若稍微有一些历史常识的人,就一定会思考,农耕生活创造所处的具体时间与空间。谒祖广场有八根功德柱,浮雕着炎帝神农的八大功绩图案。八大功绩其实是一个概数,涉及到民生的方方面面,虽是以神话的形式流传下来,但功德是普通民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先祖创造的历史文化的总和。就是农耕生活发生发展时间,就是极为漫长的,是任何一个个体的历史英雄都难以承受的长度。
    农耕生活的发生首先需要物质条件,其中有两个条件特别重要,一是生产工具必须十分称手,石刀石斧的制造有许多的新技术,才能让工具格外锋利,使用便捷;二是中国的农耕作物主要是大米和小米,这两种植物果实颗粒很小,不能进行烧烤食用,必须用器物盛水来煮熟食用,这样的食用方式需要借助能盛水抗高温的陶器。磨制石器、陶器制作约在距今15000年前后已经出现,被称为农耕生活的萌芽阶段,进入新石器时期之后,经过早中晚三个阶段的发展,农耕生活才逐步成熟。农耕生活成熟之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传说时代,这个时代生机勃勃,充满发明创造,又蕴含着矛盾冲突、社会动荡不安,拯救人类的英雄也在这时诞生了。[8]炎帝神农应该诞生在农耕生活萌芽、发生的时候,在考古学没有发生的古代,三五年是久远、三五十年也是久远、三五百年更是久远,农业发生到成熟甚至超过三五千年。但这个时代距离重大的社会变化太久远,英雄出现在拯救人类的时代,才符合逻辑。
    社会变化与制陶关系密切,泥土的陶化温度虽然不高,但制造陶器的温度需要900°,炉温从600°到900°,需要无数次的实验才能逐步达到。旧石器时期与新石器时期交替的时候,磨制石器、制作陶器技术虽然落后,但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提高技术,需要专门人员,只有社会分工,才能促进社会进步。900°的炉温已经大大超过青铜的熔点,青铜的出现不仅仅是出现了一个铜石并用时代,还将改变历史。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劳动工具的发展,人口得以迅速增长,就出现大量的聚落,中心聚落的出现需要管理,这就是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即将来临,中国的社会就要发生重大变化。
    中国人只要想一想自己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生活中不能缺少的物质的精神的,只要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能想到,这是无数先人的共同创造。历史实际上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炎帝神农的创造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是先祖牺牲和奉献精神的积累过程。随州的一句土话“揽憨”,就是说自己多吃点亏,让别人沾点光,就是这种牺牲和奉献精神的简洁表述。具备这种牺牲和奉献精神,肯定能够得到普通民众的信赖,自然就成为这个整体的核心。世界上所有生命的延续都是靠基因传递,人类的伟大就在于生命的延续除了基因之外,还能够传承思想和精神。矗立在蓝天之下的炎帝神农巨像,就是中国人传递牺牲奉献精神的一个平台和载体。思想和精神是永远也泯灭不了的,我们承接的并不是炎帝神农的生物性基因,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牺牲奉献精神。
    2000多年前,就有人质疑过英雄的存在。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宰予,刁难自己老师,问孔子道:“古人说‘黄帝统治了三百年’,请问老师,黄帝是人、抑或不是人?如果是人,活不到三百年,怎么能统治三百年?”孔子很机智回答弟子:“黄帝活着的时候,人民受其恩惠利益一百年;他死了以后,人民敬服他的精灵一百年;之后,人民还运用他的教导一百年。所以黄帝统治了三百年。”[9]生命的基因是有形的,思想和精神是无形的。我们以为对有形的研究深入了,就是科学。其实,科学也包括无形,而且是更高层次的学问。古人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0]形体之上的无形是本质和规律,形体之中的有形只是工具和物质。这种“器”只是提供我们观察的“对象”。我们追寻“器”的真实,是因为“器”看得见摸得着,忽略“道”,是因为“道”隐于“器”之中。人的思想和精神才是人之根本,这才是人之道。没有它,人就不是万物之灵长,就没有人类的文明。
    思想和精神来源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的,伟大而崇高的思想和精神,不是轻易就能够获得的。一个人有了思想和精神,实际上就乐于为整体的利益牺牲奉献,这样的人就充溢着一身的舍我其谁、一往无前的胆气、勇气和豪气,有这样的人引领社会走向,人类就能走向崇高。当一个人离开伟大和崇高,就一定退回到人的生物性。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英雄,身上有闪烁光芒的神性,当然也有真实的人性。我们必须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伟大人物身上的生物性属性,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毫无意义。比如毛泽东研究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生涯中的辉煌神性,能引领人类社会进步,至于他喜欢吃辣椒、茶叶羹等等普通人性,并不能营养人类社会。炎帝神农实际上就是在艰难生存中、无数先祖生命中神性结合的共同体,借用孔子的一句话说:农耕生活发明创造让人民享受恩惠一万年,农耕的思想和精神让人们信服一万年,农耕文化与天地和谐、与人和谐、与内心和谐滋润濡养人类一万年。
    普通民众感觉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祖先给的,这没有错。普通人感到炎帝神农就是非常具体、实在、有血有肉的祖先。在没有文字的年代,通过口耳相传,那个有高尚道德的先人就占据着一代接一代心灵。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怎样升华自己的祖先都不过分。首先就是升华祖先的思想,思想得以升华之后,就异于普通平常人,就会脱离现实生活中许多功利,这些传说来源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而且很容易实现的,不属于伟大而崇高。根据自己的想象克服现实中的困境,需要一些神圣的超越现实的力量。所以我们不能用世俗的想法,拂去祖先身上无限的辉煌。炎帝神农集合了无数先人无限的神性,才走向至高无上的神坛。祖先是神,中国古代,不会轻易把人称为神,民和神是不混杂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对民有利益的人和物,才能尊敬为神,神一定是聪明正直,不害民的。”[11]炎帝神农就是农耕生活群体经过一代一代的努力,被扶上永不坍塌的神坛,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
    顺畅的人生历程总是很少,更多的是艰难险阻、坎坷障碍,站立在神坛之上的老祖先,身上闪烁无限光辉的那种神性,就能诱发普通平凡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去战胜困难实现跨越。炎帝神农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集中了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经过成千上万年的积累,逐渐充实、提高趋于完备。是矗立在中华民族每个成员的心中永不坍塌的一座峰巅,维系着中华文明长久的稳定和持续的发展。[12]人类有四种农业生产方式,分别是西亚的小麦、美洲的玉米、中国的小米与大米。唯独小米与大米两种农耕生活方式在地域上相近相邻,能够相互交流、相互支持,滋润濡养了与四周相对隔绝的中国土地上的众多族群。许多不完全依靠农耕生活的族群,遭遇重大变故之时,能够从大米与小米生活方式的地域寻到庇护。考古发现证明,大米和小米发生重心分别在长江中下游的华中地区和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地区。[13]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人们,自始至终认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来自炎帝神农。这种认定是中国国家大一统的文化基础,世界上唯一一个两种农耕生活方式融在一起的时候,许多分散孤立的族群,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14]
    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域极为广阔,各地存在着差异,也有许多共同点。这是文化的“场”的存在,就是国家实现统一的基础。古史传说对中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大一统的民族精神,在史前时期的传说时代就已经露其端倪了。[15]千万不要质疑炎帝神农故里随州说,随州成为世界华人的谒祖圣地,在于它能以一种最坚实的力量,担负起中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任。中国国家的统一主要是南北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这两个流域中部的两个盆地能紧紧联系成一体,这两大流域就难以分开。“随枣走廊”就是挑起这两个盆地的一根扁担,炎帝神农肩头挑起这根扁担,就具有格外的韧性,多大的力量也难以折断。
    二,炎帝神农的历史解读
    历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与人类社会也许没有多少联系的事,比如地球的起源研究,甚至更早的宇宙起源都能够说是历史研究。狭义的历史主要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客观事实过程。历史是过去的事,历史学是研究历史发展过程的学问。炎帝神农是农耕生活方式的创始者。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农耕生活方式,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现实是历史的延伸,也是未来的前身。历史、现实、未来无论相隔多远,都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一环也不能缺少才构成完整的时间之链。所谓历史解读就是唤醒人的历史意识。理解自己的现在与过去存在着的密切联系,记住自己的过去,从中清理出与自己成长需要的的营养,扬弃与自己发展有害的东西。[16]中国很早就有自己的系统历史学,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善恶原则和天文地理的自然伦理原则,自司马迁创造了“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的史学原则,中国的史学就进入到了一个历史科学的时代,寻找到了运用自然伦理原则去裁判人类自己的历史的方法。
    认识历史之“史”这个字就能唤醒自己的历史意识。史,记事者也。篆写为“”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属皆从史。史,记事的人。“史”是一个会意字,原意是指管理狩猎或者捕捉禽兽的长柄网,下部是一只右手。[17]“史”与“事”在甲骨文中写法相近,“事”的篆写为“”,事,职也。从史,之省声。当差。字形采用“史”作边旁,声旁“屮”是“止”的省略。[18]“史”的本意即记事者,也就是“史官”。由此引申,则代表被史官纪录的事,换句话说,即所有被文字纪录的过去事情被称为史学。“史也者,事也;而史学之所求,则为理而非事。”[19]这就是说认识过去,就能知道现在,也能够知晓未来的路应该怎样走。历史、现实、未来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变化,其间存在着因果必然性规律。历史学就是探索这种客观规律并通过实践予以检验的知识体系。中国古代“史”、“事”、“吏”三个字的词义相通,带有伦理学的价值判断涵义。
    汉字的线条和符号,是祖先感知世界、认识世界之后、生怕遗忘而进行的刻画,这种刻画就是让先辈的认识能够代代传递、成为永恒,汉字于是有了超越时空的传递能力。先人博大精深的思维,只要线条和符号存在,后世通过阅读就能获得先辈的智慧。人类与动物最大区别,就在代代传递基因之外,能继承先辈的思想和智慧。基因最突出特点就是能忠实地复制自己,以保持生物的基本特征。动物通过基因就能够一代一代复制自己,人通过基因传递复制自己之外,还能够通过阅读获得祖先的智慧,智慧得以积累就有了无限神性。线条和符号组成的汉字,传承实际上进行着积累,这种积累就是量变的过程,也是人的发展过程。历史,是人类对自己文明中的人、事、言的延续记叙。历史是时间动态过程空间,一种静态的时间概念,由“人、事、言,时间”四个因素构成。人类的所有知识形式,存在着记忆,留住这种记忆,就是吸收先祖的智慧,转化成供自己成长的营养,这就是自己的历史。
    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农耕生活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事实存在,人的立场不同、思想不同,就会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事实,得出完全不相同的结论。我在台湾曾和湖北同乡会的车守同先生讨论,历史是由历史事实和历史观构成。车先生是《湖北文献》的总编辑,担任过台湾《中央日报》前总经理助理,是位严谨的学者,他在跟湖北省政协参访团介绍情况时,讲台湾1895至1945的历史,总用“日据”时代来表述,与导游一口一个“日治”时期完全不同。“据”与“治”虽是一字之差,思想认识相距甚远。历史是由历史真相和历史观构成的,包含着真实的历史、正确的史观。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占据台湾是历史的真实,“日据”不仅仅是叙述历史真相,也蕴含着正确的历史观。这个“据”字有占据、殖民的意味,有一种非法在其中。而导游所说的“日治”有治理的意思,具备合法性在其中。我觉得认同中华民族的人讲“据”,就是铭记民族的耻辱。史学充满着矛盾:客观的内容,能依据自己的主观进行表述。
    《荆州志》、《据地志》等文献记载,炎帝神农生于洞穴。其实这些记载是否具备历史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记载这些事实的人具备什么样的史观,是需要进行考察的。在他眼里,炎帝神农的外延内涵是怎样的,他依据的是什么标准,其实我们并不清楚。但能够肯定的是,他记载的是民俗的真实。在民众的眼里,炎帝神农就是自己的先祖,是一个很具体的人。中国文化中尊祖敬宗意识极为浓烈,民众对自己的先祖总会依据自己的想象,找到一个祭拜的载体,有一些历史文化记载,说炎帝神农诞生于厉山。环绕厉山古镇的山岗叫烈山,依山傍水的地方有一个很浅的洞穴,相传是炎帝神农四月二十六诞生在这里,每到农历的四月二十六,乡民们有到这里叩拜的乡俗,农历的初一、十五,也有人成群结队来这里祭拜。建设炎帝神农风景区的时候,有人感觉到这个“神农洞”缺少伟岸壮观,就对这个洞穴做了一些修整并在洞前设置屏障,以免深入“神农洞”。对于“修洞”这个事实,历史观念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对随州文化缺乏自信心的人觉得,认为随州地域今天经济落后,想象古代也很落后,不可能有什么精彩辉煌,文献上记载的炎帝神农是子虚乌有的事,“修洞”是典型的造假;对随州地域文化充满敬意的人认为,“修洞”就是炎帝神农嫡传子孙浓烈尊祖敬宗意识的延续。
    炎帝神农的历史真实,就要看我们怎样定义炎帝神农。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其中的炎帝神农创造了农耕生活方式、轩辕黄帝建立的政治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从萌芽到成熟具有相当长的时间,取其中的一段,不能否定这是历史的真实,但这只能历史细部的真实,不代表历史本质的真实。历史本质的真实,实际上是事物存在变化的因果必然性规律,并能通过实践验证的知识体系。[20]农耕生活是原始社会转变为文明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原始劳动虽然让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但个人的力量极其微弱。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不独立,必须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21]前苏联著名人类学家柯斯文也认为:原始文化是原始部落和部族共同创造的。[22]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人类谋求生存发展的主体能动性不断突破客观限制,推动历史从低级走向高级。[23]
    中国的农耕生活创造者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炎帝神农。研究炎帝神农,必须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站在这个高度才具备宽阔的视野,纵观世界文化的发展变化,才能感受到炎帝神农文化的巨大价值;同时也必须有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意识,强烈的家国民族天下情怀,才能体味出炎帝神农故里在随州的深刻内涵。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分析世界文化,就能够体会出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必然发生中国式的农耕生活。世界上农耕种植方式共有四种,一种是西亚的小麦种植方式,二种是中美洲的玉米种植方式,三四种是中国长江流域的稻谷种植方式和黄河流域的粟黍种植方式。大约在1万年前,人类就开始把野生的小麦当作食物。小麦从野生采集到栽培种植技术成熟之后,迅速从西亚、中东一带传入到欧洲和非洲,再传到印度、阿富汗、中国的新疆等地,是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广的粮食作物,也是公认的国际主粮。这种小麦种植方式孕育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河文明。
    小麦是温带地区的植物,温带是世界上根部最广为广泛的气候类型,分布地域广泛,类型复杂多样。小麦种植往往是和畜牧业生产相伴的,种植方式相对比较粗放,适合于畜牧业的地域多是大面积的干旱、半干旱气候区。这些地区植被稀疏,不适宜经营种植业,草场广阔,适用于放牧牲畜,这种种植和畜牧业就是相对粗放管理的农业方式。如果没有精耕细作的管理方式,就难以有大面积的产量提高,精耕细作需要强大的社会管理能力。强大社会管理能力的必须产生在稻谷种植方式之中,没有长时间生产稻谷种植生活,很难发生成长精细的社会管理能力。小麦种植缺少这种管理能力,就很难出现大面积的高产量,承载人口的能力就有限。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北非的尼罗河文明、南亚的印度河文明几乎都是紧紧挨着荒凉沙漠。不同生活的族群总是发生着冲突,冲突的化解需要时间和空间,地球没有给西亚、北非、南亚地域足够的空间来化解,也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融化冲突带来的戾气。多少年过去了,文明突然发生、又猝然消失,如匆匆过客,连姓甚名谁都没留下,这些地域到现在依然是世界最为动荡不安的地方。中美洲的玉米种植方式是仅次于小麦、水稻而居第三位。这种种植方式最初发生与焚烧山林有关,依靠焚烧增减土地的肥力,是难以支撑人口的增长。过度开发导致土壤贫瘠,崛起和消失都和空间的狭小相关。
    亚洲地理的完整性,是因为版图的碎化逐步从边缘向中心地区逐级大幅递减趋势,这个中心就是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毛主席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24]中国能成为亚洲的中心,就在于世界上另外两种农耕种植方式分别发生在这里。稻谷种植方式所需要的降雨气候条件,不可能发生在黄河流域,黄河流域的土壤降雨等等自然条件必然发生粟黍农耕。人类世界另外两种农耕生产方式,稻谷种植方式、粟黍种植方式,这两种农耕生产方式紧密相连,被上苍安排在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相邻相近,相互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能够进行交流交融,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就形成一个整体。关键是这个整体与周边地区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就自然而然形成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多元一体共同体。从蒙古高原到中亚是大草原,正常的游牧经济,牲口靠地面自然生长的草获得营养,牲口在草地上流动,游牧民族靠牲口取得皮、毛、肉、乳。如果遇到灾荒,生存的需求就必然要寻求新的生活空间,他们的最佳去处就是到黄河流域的农耕生活区域去。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个整体就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大中心,依附农耕生活的族群,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25]世界各地区分别有自己的凝聚中心,唯有中国的大米和小米两种农耕生产方式,交汇融合了中国的长江黄河两大流域这个大中心,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构成的一个整体地理单元。长江全长6211.3公里,是世界上的第三大河流,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黄河全长5464公里,是世界上的第五大河流,流域面积达75万平方公里。唯有中华文明有这样完美而足够的空间。交流融合可能有征服和被征服,或者说是血腥和暴力,但历史的常态还是和平和安定。中华文明的长寿就是因为这个生命体有着巨大的生存空间,天灾带来的人口迁移,客观为中华民族着各自在实体输送营养,让这个实体变得更加强健。
    中国独特的地理形势,横的方面古人只能与自己生存的这片山水进行联系,无法与遥远的地域进行横向比较;纵的方面也只有拿现实与历史进行比较,现实总是不尽人意的,历史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却总是被加工改造、夸张美化。重视历史传统的形成,不是几十年、几百年所能做到,而是有着深远的根源。古代的历史传说,正是这种传统的一部分。[26]人来到世界,首先是父母生命的延续,继承父母的生命的同时也必须继承父母的精神,有了这种继承,就延续了祖先昂扬奋发的生存意志,就能够让自己拥有对天地自然的相对优势。口耳相传的故事,诉说着祖先艰难创业的不屈不饶的精神和不可磨灭的足迹,被歌颂的人物多是为公谋利、披荆斩棘的英雄。这些传说不仅包含着对自己先祖的回忆,对英雄人物的崇敬、赞颂,也意识到人类的力量及英雄任务对后代的教育作用。[27]尊祖的核心是学习和仿效祖辈用终生的辛劳甚至血汗积累的生存经验,这种继承是中国人成长的最重要营养。
    尊祖意识是国家大一统的重要动力,中国这块土地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就是农耕,农耕生活所有的创造都归并为炎帝神农,祖先的功德是能够庇佑子孙的。不同族群的人,多多少少都享受过农耕生活的恩惠,认同这样伟大崇高的先人为先祖,不仅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还能够得到炎帝神农神灵的庇佑,夷蛮戎狄四面八方的族群,就恭敬认同炎帝神农为正统先祖。尊祖敬宗精神原则在文化理论上,宏观阐述了中国境内各种不同生活族群源出一家,祖是社会最重要的凝聚力量,民族的大一统的文化根基永不坍塌。人与人的交往,在心理与行为就有互动,人与人的内心、情感就有体验与感受。不同生活的族群头顶一片蓝天、脚踏一块土地,虽然天地环境的不同衍生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天地间突发的重大变故,会让不同的族群重新选择生活方式。选择了农耕生活方式就一定会认同和敬重创建这种生活方式的先祖。北周孝闵帝宇文觉是鲜卑族,代郡武川人,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北周统治者属于游牧民族,但宇文氏说自己是炎帝神农的子孙,所以北周对炎帝祭祀尤为重视。
    认同和接受炎帝神农为人文始祖是国家大一统的文化基础。文化大一统在社会大一统具有核心地位和基础作用,它为经济大一统尤其是政治大一统提供理论根据、价值依托、意义支撑。没有文化的大一统,经济政治的大一统是很脆弱的,实现国家的大一统充要条件是文化大一统。[28]夷、蛮、戎、狄族群认同炎帝神农为先祖,游牧民族有见地的英雄也说自己是炎帝神农的子孙,真正的英雄要完成大一统的事业,不是武力的征服,而是人心的收服,收服人心最需要的是尊重。承认和接受炎帝神农为农耕生活的始祖,一下子就和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有了血缘的亲情,再制定相关的能让人们获得经济上的实惠、政治尊严的政策策略,就达到融化人心的作用。人心的相通和贴近,就能与社会管理者组成命运共同体。炎帝神农的历史文化意义,是中国东南西北广大范围,不同的生活群体都能认同和接受的共同点。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而且他预言将来被世界认同并接受的一定是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29]
    中国国家大一统的格局最重要的是中国南北的一体。李学勤先生认为: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分别居处在不同的地区。一个是中原传统、一个是南方传统,徐炳昶、蒙文通先生有过类似见解。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话没错,早期的几个朝代确实建立在黄河流域。但并不代表这长江流域文化落后。黄河流域的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区别、又有影响、沟通融会,与炎黄分居南北两个地区基本一致,看来并不是偶然的。[30]中国的农业起源中心有两个,至迟在新石器时期中晚期,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已经确立为华北和华中,或者说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31]炎帝神农既然是农耕生活的文化英雄,南北两地最便于交流的两条通道是水路和陆路。联系黄河中游的南襄盆地与长江中游的江汉盆地通道,水路是汉水,要经过随州的大洪山,大洪山是汉水中下游的分界山,中游就是南襄盆地、下游就是江汉盆地;陆路是随枣走廊,随枣走廊不仅仅是南北的一条通道,更是挑起两个盆地的一根扁担。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因随州的存在,才有了中国南北的融合,而成为一个整体。北方的豪迈粗狂与南方的精细柔美得以互补,粟作和稻作两种不尽相同的农耕文化生态得以融合,实际上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性格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炎帝神农是农耕生活的文化英雄,当然也是生命体。只要是生命就需要自己诞生成长的地域载体。农耕生活发生多在盆地,盆地内部地形相对平缓,多平原和丘陵,适合人类居住和农业生产。“随枣走廊”就是一个大约一万平方公里的小型盆地,这个盆地虽然规模不大,但它却又中国所有的盆地不具备的优势。盆状形态基本是中间低,四周高的封闭状态,唯有“随枣走廊”呈现出南北的开放状态,对南是约四万多平方公里的江汉盆地,对北也是约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南襄盆地。这两个盆地分别联系着中国的长江与黄河,长江与黄河都是东西向的河流,“随枣走廊”就处在了中国的东南西北正中心。唯有“随枣走廊”的农耕生活,能够达到中国东西南北各个地域输送的营养健康成长。或者说,随州诞生的炎帝神农是成熟的文化英雄,也是中国东南西北各地生活的族群最能认同和接受的人文始祖。丰富的文献记载是这种认同和接受的历史依据,它支持着每年的“世界华人炎帝神农故里寻根节”举办。办节实际上是举旗,是举文化的旗帜。炎帝神农文化的核心是与天地和谐、与人和谐、与内心和谐,炎帝神农固化、亮化、强化在中国中部,就是增强中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凝聚力量。实现中国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湖北省十次党代会确认“世界华人谒祖圣地”是“中部崛起”的一个重要层次。这是湖北省省级战略,随州实施,是省级支持,随州主导。是炎帝神农子孙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是历史性的责任。
    三,炎帝神农的文献解读
    炎帝神农既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也是人类最早的历史记忆。这个历史记忆是用神话和传说保存下来的,是人类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先民对历史的记忆和传播,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是原始的“口述”来实现的。先民在“口述”的时候,无疑也有自己的想象。所以这些神话和传说包含着真实的人和事,也有虚构的成分。即使是虚构,也与历史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文字产生后,这些远古的传说被加工、整理记载下来,成为史学家研究、探索先民初始时期的重要资料。[32]远古的神话传说主要是三部分,开创生产生活、战胜自然灾害、部落冲突融合。这些神话传说之所以是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关键就是它在人类在艰难无奈的时候,它给予了人类战胜艰难跨越坎坷的力量。生命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世界上没有脱离物质的生命,生命依赖物质而产生和存在,这就决定了人们需要获得物质创造的源泉。中国的地理环境虽然有一些阻隔,但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在遇到重大变故时,能够交流,炎帝神农作为一个英雄的符号,很容易被艰困生活中的人们共同接受。
    这种文化上的大一统,其实来源于人们共同的生存意识。虽然中国的地域广博,最重要的地方是中国的长江黄河。稳定的农耕生产生活,基本上能够让衣、食、住、行得到保障。一个会种田的圣人是这种保障的核心和基础,无论在中国东南西北任何一个地方,从内心深处认可一个会种田的人作为自己的祖先,继承祖先传承下来的种田经验,并从这个祖先身上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就能够顺利战胜现实生活的艰难困苦。炎帝神农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成为中国大地之上,战胜艰难险阻,走向文明的思想共源的基础,这就是文化的大一统。这是灵魂深处的思想一统,这种思想意识的一致,就是中国文化一统的理论根据、价值依托、意义支撑。没有这种文化的一统,政治上的大一统、经济上的大一统都是极为脆弱的。
    “统”这个字在汉字中出现的较晚,许多版本的《说文解字》,都无法找到“统”这个字的甲骨文以及金文写法。甲骨文的历史意识相对薄弱一些,多不涉及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金文的历史意识则强烈一些,金文的结尾多有“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字样,这是涉及财产的关系的铭刻,是历史凭证。“统”的篆写“”。纪也。从糸充声。“统”的原意是丝的头绪,抽丝由开头络绎而出,所以延伸出世代相继的系统。[33]把一堆丝线的线头绾在一起,成一个总线头,就是“统”。这个“统”有核心的意思,只要抓住最核心的东西,就抓住了关键。所以古人解释“统”说:“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34]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强调正月,就是把握核心。正月是开头的一个月,乃一年之开局,掌握好这个月,一年就是好日子。认识了“统”字的内涵,就能够深刻理解祖先要一代接一代“口述”传说中的英雄。这个英雄人物只是传递历史记忆和历史意识的一个载体,这个载体承载着民族之魂,生长着民族之根。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回望蛮荒时代,体味眼前的生活,勿忘先祖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就有一种信仰的力量渗入灵魂,人生就有了积极的意义。
    一个强大的人必须是内心充盈着自信。农耕生活社会,有什么样的思想和精神能支撑人内心强大?生活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想一想自己的老祖先,自己的子孙,人生就有了主见、也有了意义、更有了盼头。炎帝神农所处的原始时代,比现实更加艰难困苦,有了炎帝神农的跨越,才有了现实的生活。现实中有艰难困苦,咬一咬牙,跨越眼前的这道坎,就有美好的未来。从祖先那里获得精神力量,炎帝神农就自然成了农耕社会成员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思想共源。历史、现实、未来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永恒的链,自己的一切行为就是这个永恒之链的一环。既是祖先精神的继承者,也是子孙未来的传递者。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既是对祖先的感恩,将来也能得到子孙的感恩。心中有了炎帝神农,整个人生就有了意义价值,一个人的精神寻到了家园,就有了内在的生命活力。人生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坎坷,内心强大的人不会迷茫,也不会退缩。人类能够发展,就在于人不仅继承了先祖的生物性基因,更是因为人承接了祖先的思想精神。农耕生活中最需要炎帝神农担当和牺牲,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看有多大的担当,愿意做出多大的牺牲。有多大的担当就需要做多大的牺牲,有什么样的牺牲就能产生什么样的崇拜和敬仰。神坛上的英雄只要不坍塌,崇拜和敬仰的群体就有坚实的精神支撑,这个民族就有多么悠久辉煌的历史。
    炎帝神农形成人文始祖的共识,实际上就是文化大一统的具体体现。尽管人们内心深处知道,创造农耕生活不是一时一地的事情,但也愿意认同和接受创造农耕生活的英雄是自己的祖先。炎帝神农的诞生之地,在人们的意识中,认为应该是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见识少一点的人,在自己走到过的地方进行比较,自己觉得农耕生活比较优越的地方就是炎帝神农故里,于是有了中国南北几处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域。应该说:黄河流域的陕西宝鸡、山西高平、河南焦作,长江流域的湖南株洲炎陵县和会同县,都是生态环境很好的地方,这些地方为农耕生活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这些地方的人把自己的认识,以口耳相传的方式,铭刻在人们的内心,到文字成熟以后被记载下来。在交流不是很便捷的时代,见多识广的人毕竟较少。只有在中国东南西北不同的地方生活过,细心比较才真正嚼咀品味出,成熟的农耕生活要持续不断吸收别人的长处,才能种好田。最能够学习别人优长的地方,当然是居中的地方,能吸收到东南西北营养的地方,就是联系长江流域中游江汉盆地和黄河流域中游南襄盆地的“随枣走廊”。于是也有了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的传说。
    人们在内心深处恭恭敬敬认定炎帝神农为自己的人文始祖,这个时间应该和中华文明成熟的时间大致相同。目前史学界较为统一的认识是:中原地区仰韶时代文化相当于传说中的炎黄时期,龙山文化前期相当于尧舜时期,龙山文化后期相当于大禹以后。[35]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也认为:三皇五帝的说法属于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测,上限不早于仰韶文化后期,下限应在龙山文化早期,也就是距今5500年-4500年之间。[36]新石器时期出现的农耕生活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怎样评价也不过分。短短数千年的时间,所取得的物质文明成就,超过了旧石器时代300万年的总和,也为未来数千年的文明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37]人类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是以大多数的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的发展水平为转移的。[38]
    中国东南西北各种不同生活的族群,在艰难困苦环境里的艰辛创造,这种创造有先辈的经验积累,也有自身实践能力的进步。每一项成就单独看去也许微不足道,垒成整体之后熠熠闪光。炎帝神农的巨大功绩,既是各种不同生活的族群艰辛创造的集合,也是不同地域的特色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聚集,有了这种聚集积累,就堆积成一座巍巍的高峰。这个中心的形成,促使碎片化的文化向中心聚拢,成为一个巨型板块。中国文化因为这个中心的存在,就有了永久的稳定性。就好比原子核的存在,必然有原子结构。原子结构是原子核和微小的电子组成,微小的电子始终绕着原子核的中心运动,像太阳系的行星绕着太阳运行一样。中国文化是无数地域文化的聚集,聚集的方向是朝中心逐级大幅递减趋势。如同形成稳定的物理重心,稳定的力学的原理,有规则形状、质量分布均匀的物体的重心在它的几何中心上。中国农耕生活有了这个炎帝神农核心,两种不同的农作物生产模式,融合为一个整体。发生粟黍农业的黄河流域和发生稻作农耕的长江流域围绕炎帝神农这个中心,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有了炎帝神农这个文化中心,就有了长江黄河两大流域这个农耕中心,中国地理版图就没有发生结构性改变,至多是围绕农耕中心有“胖瘦”的区别,从没有发生过“器质”性裂变。
    一个国家有了文化的大一统,就必定有国家政治经济的大一统。尽管历史上中国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曾经分裂,因为有炎帝神农文化的存在,分裂双方内心都有血肉分离的痛楚,分裂的时间越长,痛苦越深,统一的愿望越强烈。炎帝神农创立的农耕文化,就是以家庭为中心整体文化。这种整体的文化强调与天地、与人、与自己内心和谐统一。家、国、民族、天下,从家到国,是从很小到很大,然而却又是很容易实践事情。一个人奉献的整体有多大,人的生命价值就有多大。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是人类极其珍稀整体观念,实际上是走向天下大同的文化。甚至已经进入到了现代社会,大多数的中国人依然乐意为家庭利益牺牲奉献,这在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社会是很难想象的。[39]
    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只有一些刻画符号,被认为是文字的雏形。新石器时期比较普遍的刻画符号,有表形、表意、记事的功能,是不是文字的雏形,虽然有争议。人们都认为这些符号与后来成熟的文字有某种内在的联系。[4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从“炎帝神农”四个字的甲骨文、金文写法上,读出远古人们对“炎帝神农”的认识。炎,火光上也。甲骨文金文小篆的写法区别不大,篆写为“”。上下两把大火表示火光冲天,会火焰冲腾之意。原义是火苗升腾,进而表示灼热。[41]帝是王天下之号。是统治天下的人。甲骨文写法是形似一堆横七竖八的架在一起准备点燃的木柴。“帝”是天神、天帝的意思。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金文写法“”。义符“示”是后来另加上的,象形符号是闪电的样子。它的原义是传说中的天神。神的威力是不同寻常的。[42]农是会意字,篆写为“”。从田从辰。“辰”是农具的象形。《说文》解:耕也,种也。《汉书·食货志》中有:辟土植谷曰农。炎帝敎民植谷,故号神农氏,谓神其农业也。又厉山氏有子曰农,能植百谷,后世因名耕甿为农。[43]
    这四个字的内涵中能够读出炎帝神农的核心内容,与后世文献中记载的炎帝神农内涵基本重叠。炎帝之“炎”可以理解为南方,神农活动的地域,在长江一带。《淮南子·天文训》说:“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神农称之为炎帝,这与湖北炎热的气候有关。关注中国文化起源的人,对于炎黄二帝分居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会有相同的认识。[44]甲骨文的“帝”字写法是祭祀天神、天帝的意思。[45]帝的本义是禘祭,首先是对神的祭祀,跟着就有已故首领的祭祀。被祭的神被称为某帝,被祭的人王也可称为某帝。[46]古代民和神是不混杂的。只有对人民有利的神才够资格享受人民的祭祀。“对民有利益的人和物,才能尊敬为神,神一定是聪明正直,不害民的。”[47]既然是神,就必然脱离人的生物性属性。如果用生物性的人来衡量炎帝神农,就会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如果是神,就完全没有了人的生物性,只有伟大的神性。无数英雄的神性聚集在一起,当然就高高站立在中国文化的神坛之上。今天繁写的“農”字依然能够看出上下结构,上面是田地,下面是种田的工具。这和《白虎通·号》的记载基本一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这就是说农耕的发生,是人口增长的压力所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历史进入到有文字的时代,人们对炎帝神农的认识被忠实记录下来。炎帝神农神话传说历史文献记载:《易·系辞》中有:“神农以日中为市。”还有“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易·系辞》成书于战国前中期;《白虎通·号》中关于农业文明的始祖的描述,《白虎通》成书于东汉汉章帝建初四年;《商君书·画策》中有:“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商君书·画策》,成书于战国末期;《淮南子》中有: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淮南子·天文训》更指明地理方位说:“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淮南子》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编撰,成书于西汉;《国语·鲁语》记春秋初年鲁国大夫展禽的话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国语》成书时间虽有争论,但普遍看法,战国初期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春秋末年晋国太史蔡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左传》成书争议较少,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撰。后世还有许多关于炎帝神农的文献,基本上是这些文献的延伸,或者说是后人的理解。还有许多关于农耕生产发明的传说,很难详细地考证,后人就干脆附会在英雄身上,炎帝神农添了更多的荣耀。
    中国是一个尊重传统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是极为重视历史的。夏商周时期,国家与地方有两种官员是很重要的,一是测定天地自然象和制定历法的天官,一种就是专门记录人、事、言的史官。这两种官员能够通用,为国家礼仪制度提供天地人文根据,也为生产、生活提供理论支持。西周以来,诸侯国无论实力大小,都有自己的史官和编年史。国家、地方上上下下对历史的重视,是中国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大一统文明形态的关键。关于炎帝神农的历史记载,史学家是很无奈的。明知道许多历史记载不可靠,也很矛盾,却又要想法捏在一起。司马迁是一个很聪明的历史学家,《史记·三代世表》说:“疑则传疑,盖其慎也。”这句话能够看出,司马迁并没有把史前的传说看成真实的历史。愚笨的历史学家会以自己对历史的认知来质疑相关的传说和神话,想法用自己认可材料来解释历史。晋代皇普谧编撰《历代帝王世纪》时,不仅认同了刘歆炎帝和神农是一个人的观点,还干脆叫炎帝神农氏。同时把炎帝神农的图腾符号安在炎帝神农身上,于是就有了炎帝神农牛首人身的说法。
    早期关于炎帝神农记载的历史文献,最早的已经与传说的炎黄时代,相隔时间很久远。在没有现代考古学的年代,“久远”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概念。现代考古学能通过碳十四的衰变把历史遗物的年代精准到很小的误差,而在远古时代,口耳相传的久远,是难以作出精准的时间判断。如果离开文化发生的大背景,解读历史文献,可能误判历史的真实。倘若直接解读中国农耕文化发生发展的山川江河,中国文化说到底是农耕文化,农耕生活离不开水。中国的水纵横交织,主要是江淮河汉,汉水为长江支流,归并为江,黄河多次夺淮入海,淮水也被归并为河。中国这个整体不能离开长江与黄河,更离不开中国的汉水,汉水虽然也是东西流向的河流,但它是中国成为一个整体最重要的河流。汉水的上中下游是中国最重要的三个4万多平方公里的盆地,上游的汉中盆地,需要四川盆地支持和八百里秦川屏护,实际上汉水上游就联系着中国的西北。中游的南襄盆地紧紧挨着黄河中游,也就把黄河流域联系成一体,下游是江汉盆地,是长江流域的关键所在。
    读懂了中国地理的完整性,再来读随州炎帝神农故里,就不会有任何障碍了。随州之“随”因汉水中下游的界山而得名。汉水中下游分界的山叫大洪山,上古叫陨山。[48]“随”字的最早写法就是“队”,说的是无宗无脉的大洪山像一个人一样从天而落,“坠落”的意思,与“陨落”相通。大洪山脉与桐柏山脉相峙而立,中间有一个狭长走廊,约1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生态环境很好的小型盆地。文化的发生发展需要载体,考察一下中国南北各地的炎帝神农故里,基本上都是生态环境相对优越的盆地,这些地域创造的农耕生活肯定为中国的农耕文化作出过贡献。这些地域创造的物质财富被先祖享用,创造的文化只有归并到大中华才有意义。地域文化中的精神原则能够往出输送,一定有优势和长处,输送之后不仅不会让自己的地位受到损坏,还能进入到民族的历史记忆之中。这种输送需要一个落点,落地能生根发芽的地方,是能够广纳博收的随州。随州吸收了中国东南西北各种不同生活族群贡献的丰富营养,随州的农耕文化才有了成长的可能。随州能进入历史文献的记载之中,就是这里的农耕生活闪烁着南北东西地域的光辉。
    中华文化显著的特点是多元共生。如果炎帝神农代表着南方长江文化,轩辕黄帝就象征着北方的黄河文化,两者的完美融合,构成一个民族的恢宏的历史。伟大文化需要足够大的空间,小水系文化生态发育成熟必然要凭着水系进入更大的水系。北方黄河流域的粟黍农耕中,蕴含着丰富的强悍和豪迈文化基因和元素,南方长江流域稻作农耕也潜藏着浓郁的精细与柔美,阴、阳、刚、柔相合相生,哲学上关于万物生成的古老而又根本性的难题在随州有了解答。何为“协和万邦”?[49]“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50]读懂了“随”,就认识领会了炎帝神农实际上是多元融合互补的不可替代的符号。中华文化的成长有了“随”的存在,才有广阔的场域和足够的空间,一个民族才这样充盈着勃勃的生机活力。炎帝神农文化的核心就是追求和谐、成就整体、奉献整体。有了这种追求,生命才有了品质和质量。人们把这个追求用两个字来表述,这就是“修身”!有这种修身,才能产生和谐、和顺、和睦、和协、和衷、和畅、和平、中和、融合、祥和、调和、温和等效果的可能性才会达到最大值。
    炎帝神农创造的农耕文化是整体观,农业耕种需要顺应天地的运行规律,对生存环境的顺应,其实就是寻求与天地间的和谐。农业耕作需要整体的力量,整体的力量是从家开始的,家的力量不够,就延伸到族,再到部落,最后到国家。整体不仅仅是一个实体化的概念,更是一个精神心理和价值信念的超越性概念,根本指向是一个民族的心性和共同生活的意义世界。炎帝神农唤醒我们身上的“伟大”和“崇高”的神性,一个人浑身充盈着“伟大”和“崇高”的神性,就点燃了内心的光明之灯,人有了这盏灯的照耀,他的面前就再也不会黑暗。人如果有了神性,就不再是没有灵魂的皮囊,人有了灵魂就等于有了元气支撑,就有了永不衰歇的生命动力。赫尔德说:“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51]正是有了炎帝神农的存在,炎帝神农子孙一代接一代不厌其烦地阐述、固化,中国文明才有了广阔的时空,今天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都与代代相传的炎帝神农文化相关。
    对于记载炎帝神农的历史文献,我们应该有基本的信任。华中师范大学知名历史文献学者董恩林在谈到历史文献时说:古时著书无名无利,学者何苦造“伪书”?其次,从事理推断,世界上任何国家、社会、个人,都离不开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传统,正如人不能自擢其发离开地球一样。其三,大量出土文献已然从根本上证明了先秦文献的存在。[52]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从《尚书》记载夏、商、周,到今天,从未间断,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与之相比。史学家视真实如生命,才使历史文献得以传世。中国古代有史官,太史的意义重大。时间是一条完整的链,历史、现实、未来,太史就是让着链条不断裂、不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