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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神农的历史解读

2016-7-5 10:48| 发布者: 炎黄文化| 查看: 709| 评论: 0|原作者: 炎黄文化

摘要: 炎帝神农的历史解读 包毅国 历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与人类社会也许没有多少联系的事,比如地球的起源研究,甚至更早的宇宙起源都能够说是历史研究。狭义的历史主要是指人类社会 ...
炎帝神农的历史解读

        包毅国

    历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与人类社会也许没有多少联系的事,比如地球的起源研究,甚至更早的宇宙起源都能够说是历史研究。狭义的历史主要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客观事实过程。历史是过去的事,历史学是研究历史发展过程的学问。炎帝神农是农耕生活方式的创始者。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农耕生活方式,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现实是历史的延伸,也是未来的前身。历史、现实、未来无论相隔多远,都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一环也不能缺少才构成完整的时间之链。所谓历史解读就是唤醒人的历史意识。理解自己的现在与过去存在着的密切联系,记住自己的过去,从中清理出与自己成长需要的的营养,扬弃与自己发展有害的东西。[1]中国很早就有自己的系统历史学,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善恶原则和天文地理的自然伦理原则,自司马迁创造了“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的史学原则,中国的史学就进入到了一个历史科学的时代,寻找到了运用自然伦理原则去裁判人类自己的历史的方法。    认识历史之“史”这个字就能唤醒自己的历史意识。史,记事者也。篆写为“”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属皆从史。史,记事的人。“史”是一个会意字,原意是指管理狩猎或者捕捉禽兽的长柄网,下部是一只右手。[2]“史”与“事”在甲骨文中写法相近,“事”的篆写为“”,事,职也。从史,之省声。当差。字形采用“史”作边旁,声旁“屮”是“止”的省略。[3]“史”的本意即记事者,也就是“史官”。由此引申,则代表被史官被纪录的事,换句话说,即所有被文字纪录的过去事情被称为史学。“史也者,事也;而史学之所求,则为理而非事。”[4]这就是说认识过去,就能知道现在,也能够知晓未来的路应该怎样走。历史、现实、未来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变化,其间存在着因果必然性规律。历史学就是探索这种客观规律并通过实践予以检验的知识体系。中国古代的“史”、“事”、“吏”三个字的词义相通,带有伦理学的价值判断涵义。
    汉字的线条和符号,是祖先感知世界、认识世界之后、生怕遗忘而进行的刻画,这种刻画就是让先辈的认识能够代代传递、成为永恒,汉字于是有了超越时空的传递能力。先人博大精深的思维,只要线条和符号存在,后世通过阅读就能获得先辈的智慧。人类与动物最大区别,就在代代传递基因之外,能继承先辈的思想和智慧。基因最突出特点就是能忠实地复制自己,以保持生物的基本特征。动物通过基因就能够一代一代复制自己,人通过基因传递复制自己之外,还能够通过阅读获得祖先的智慧,智慧得以积累就有了无限神性。线条和符号组成的汉字,传承实际上进行着积累,这种积累就是量变的过程,也是人的发展过程。历史,是人类对自己文明中的人、事、言的延续记叙。历史是时间动态过程空间,一种静态的时间概念,由“人、事、言,时间”四个因素构成。人类的所有知识形式,存在着记忆,留住这种记忆,就是吸收先祖的智慧,转化成供自己成长的营养,这就是自己的历史。
    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农耕生活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事实存在,人的立场不同、思想不同,就会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事实,得出完全不相同的结论。我在台湾曾和湖北同乡会的车守同先生讨论,历史是由历史事实和历史观构成。车先生是《湖北文献》的总编辑,担任过台湾《中央日报》前总经理助理,是位严谨的学者,他在跟湖北省政协参访团介绍情况时,讲台湾1895至1945的历史,总用“日据”时代来表述,与导游一口一个“日治”时期完全不同。“据”与“治”虽是一字之差,思想认识相距甚远。历史是由历史真相和历史观构成的,包含着真实的历史、正确的史观。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占据台湾是历史的真实,“日据”不仅仅是叙述历史真相,也蕴含着正确的历史观。这个“据”字有占据、殖民的意味,有一种非法在其中。而导游所说的“日治”有治理的意思,具备合法性在其中。我觉得认同中华民族的人讲“据”,就是铭记民族的耻辱。史学充满着矛盾:客观的内容,能依据自己的主观进行表述。
    《荆州志》、《据地志》等文献记载,炎帝神农生于洞穴。其实这些记载是否具备历史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记载这些事实的人具备什么样的史观,是需要进行考察的。在他眼里,炎帝神农的外延内涵是怎样的,他依据的是什么标准,其实我们并不清楚。但能够肯定的是,他记载的是民俗的真实。在民众的眼里,炎帝神农就是自己的先祖,是一个很具体的人。中国文化中尊祖敬宗意识极为浓烈,民众对自己的先祖总会依据自己的想象,找到一个祭拜的载体,有一些历史文化记载,说炎帝神农诞生于厉山。环绕厉山古镇的山岗叫烈山,依山傍水的地方有一个很浅的洞穴,相传是炎帝神农四月二十六诞生在这里,每到农历的四月二十六,乡民们有到这里叩拜的乡俗,农历的初一、十五,也有人成群结队来这里祭拜。建设炎帝神农风景区的时候,有人感觉到这个“神农洞”缺少伟岸壮观,就对这个洞穴做了一些修整并在洞前设置屏障,以免深入“神农洞”。对于“修洞”这个事实,历史观念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对随州文化缺乏自信心的人觉得,认为随州地域今天经济落后,想象古代也很落后,不可能有什么精彩辉煌,文献上记载的炎帝神农是子虚乌有的事,“修洞”是典型的造假;对随州地域文化充满敬意的人认为,“修洞”就是炎帝神农嫡传子孙浓烈尊祖敬宗意识的延续。
    炎帝神农的历史真实,就要看我们怎样定义炎帝神农。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其中的炎帝神农创造了农耕生活方式、轩辕黄帝建立的政治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从萌芽到成熟具有相当长的时间,取其中的一段,不能否定这是历史的真实,但这只能历史细部的真实,不代表历史本质的真实。历史本质的真实,实际上是事物存在变化的因果必然性规律,并能通过实践验证的知识体系。[5]农耕生活是原始社会转变为文明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原始劳动虽然让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但个人的力量极其微弱。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不独立,必须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6]前苏联著名人类学家柯斯文也认为:原始文化是原始部落和部族共同创造的。[7]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人类谋求生存发展的主体能动性不断突破客观限制,推动历史从低级走向高级。[8]
    中国的农耕生活创造者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炎帝神农。研究炎帝神农,必须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站在这个高度才具备宽阔的视野,纵观世界文化的发展变化,才能感受到炎帝神农文化的巨大价值;同时也必须有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意识,强烈的家国民族天下情怀,才能体味出炎帝神农故里在随州的深刻内涵。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分析世界文化,就能够体会出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必然发生中国式的农耕生活。世界上农耕种植方式共有四种,一是西亚的小麦种植方式,二是中美洲的玉米种植方式,三四种是中国长江流域的稻谷种植和黄河流域的粟黍种植方式。大约在1万年前,人类就开始把野生的小麦当作食物。小麦从野生采集到栽培种植技术成熟之后,迅速从西亚、中东一带传入到欧洲和非洲,再传印度、阿富汗、中国的新疆等地,是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广的粮食作物,也是公认的国际主粮。孕育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河文明。
    小麦是温带地区的植物,温带是世界上根部最广为广泛的气候类型,分布地域广泛,类型复杂多样。小麦种植往往是和畜牧业生产相伴的,种植方式相对比较粗放,适合于畜牧业的地域多是大面积的干旱、半干旱气候区。这些地区植被稀疏,不适宜经营种植业,草场广阔,适用于放牧牲畜,这种种植和畜牧业就是相对粗放管理的农业方式。如果没有精耕细作的管理方式,就难以有大面积的产量提高,精耕细作需要强大的社会管理能力。强大社会管理能力的必须产生在稻谷种植方式之中,没有长时间生产稻谷种植生活,很难发生成长精细的社会管理能力。小麦种植缺少这种管理能力,就很难出现大面积的高产量,承载人口的能力就有限。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北非的尼罗河文明、南亚的印度河文明几乎都是紧紧挨着荒凉沙漠。不同生活的族群总是发生着冲突,冲突的化解需要时间和空间,地球没有给西亚、北非、南亚地域足够的空间来化解,也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融化冲突带来的戾气。多少年过去了,文明突然发生、又猝然消失,如匆匆过客,连姓甚名谁都没留下,这些地域到现在依然是世界最为动荡不安的地方。中美洲的玉米种植方式是仅次于小麦、水稻而居第三位。这种种植方式最初发生与焚烧山林有关,依靠焚烧增减土地的肥力,是难以支撑人口的增长。过度开发导致土壤贫瘠,崛起和消失都和空间的狭小相关。
    亚洲地理的完整性,是因为版图的碎化逐步从边缘向中心地区逐级大幅递减趋势,这个中心就是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毛主席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9]中国能成为亚洲的中心,就在于世界上另外两种农耕种植方式分别发生在这里。稻谷种植方式所需要的降雨气候条件,不可能发生在黄河流域,黄河流域的土壤降雨等等自然条件必然发生粟黍农耕。人类世界另外两种农耕生产方式,稻谷种植方式、粟黍种植方式,这两种农耕生产方式紧密相连,被上苍安排在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相邻相近,相互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能够进行交流交融,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就形成一个整体。关键是这个整体与周边地区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就自然而然形成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多元一体共同体。从蒙古高原到中亚是大草原,正常的游牧经济,牲口靠地面自然生长的草获得营养,牲口在草地上流动,游牧民族靠牲口取得皮、毛、肉、乳。如果遇到灾荒,生存的需求就必然要寻求新的生活空间,他们的最佳去处就是到黄河流域的农耕生活区域去。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个整体就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大中心,依附农耕生活的族群,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10]世界各地区分别有自己的凝聚中心,唯有中国的大米和小米两种农耕生产方式,交汇融合了中国的长江黄河两大流域这个大中心,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构成的一个整体地理单元。长江全长6211.3公里,是世界上的第三大河流,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黄河全长5464公里,是世界上的第五大河流,流域面积达75万平方公里。唯有中华文明有这样完美而足够的空间。交流融合可能有征服和被征服,或者说是血腥和暴力,但历史的常态还是和平和安定。中华文明的长寿就是因为这个生命体有着巨大的生存空间,天灾带来的人口迁移,客观为中华民族着各自在实体输送营养,让这个实体变得更加强健。
    中国独特的地理形势,横的方面古人只能与自己生存的这片山水进行联系,无法与遥远的地域进行横向比较;纵的方面也只有拿现实与历史进行比较,现实总是不尽人意的,历史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却总是被加工改造、夸张美化。重视历史传统的形成,不是几十年、几百年所能做到,而是有着深远的根源。古代的历史传说,正是这种传统的一部分。[11]人来到世界,首先是父母生命的延续,继承父母的生命的同时也必须继承父母的精神,有了这种继承,就延续了祖先昂扬奋发的生存意志,就能够让自己拥有对天地自然的相对优势。口耳相传的故事,诉说着祖先艰难创业的不屈不饶的精神和不可磨灭的足迹,被歌颂的人物多是为公谋利、披荆斩棘的英雄。这些传说不仅包含着对自己先祖的回忆,对英雄人物的崇敬、赞颂,也意识到人类的力量及英雄任务对后代的教育作用。[12]尊祖的核心是学习和仿效祖辈用终生的辛劳甚至血汗积累的生存经验,这种继承是中国人成长的最重要营养。
    尊祖意识是国家大一统的重要动力,中国这块土地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就是农耕,农耕生活所有的创造都归并为炎帝神农,祖先的功德是能够庇佑子孙的。不同族群的人,多多少少都享受过农耕生活的恩惠,认同这样伟大崇高的先人为先祖,不仅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还能够得到炎帝神农神灵的庇佑,夷蛮戎狄四面八方的族群,就恭敬认同炎帝神农为正统先祖。尊祖敬宗精神原则在文化理论上,宏观阐述了中国境内各种不同生活族群源出一家,祖是社会最重要的凝聚力量,民族的大一统的文化根基永不坍塌。人与人的交往,在心理与行为就有互动,人与人的内心、情感就有体验与感受。不同生活的族群头顶一片蓝天、脚踏一块土地,虽然天地环境的不同衍生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天地间突发的重大变故,会让不同的族群重新选择生活方式。选择了农耕生活方式就一定会认同和敬重创建这种生活方式的先祖。北周孝闵帝宇文觉是鲜卑族,代郡武川人,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北周统治者属于游牧民族,但宇文氏说自己是炎帝神农的子孙,所以北周对炎帝祭祀尤为重视。
    认同和接受炎帝神农为人文始祖是国家大一统的文化基础。文化大一统在社会大一统具有核心地位和基础作用,它为经济大一统尤其是政治大一统提供理论根据、价值依托、意义支撑。没有文化的大一统,经济政治的大一统是很脆弱的,实现国家的大一统充要条件是文化大一统。[13]夷蛮戎狄族群认同炎帝神农为先祖,游牧民族有见地的英雄也说自己是炎帝神农的子孙,真正的英雄要完成大一统的事业,不是武力的征服,而是人心的收服,收服人心最需要的是尊重。承认和接受炎帝神农为农耕生活的始祖,一下子就和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有了血缘的亲情,再制定相关的能让人们获得经济上的实惠、政治上的尊严政策策略,就达到融化人心的作用,人心的相通和贴近,就能与社会管理者组成命运共同体。炎帝神农的历史文化意义,是中国东南西北广大范围,不同的生活群体都能认同和接受的共同点。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而且他预言将来被世界认同并接受的一定是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14]
    中国国家大一统的格局最重要的是中国南北的一体。李学勤先生认为: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分别居处在不同的地区。一个是中原传统、一个是南方传统,徐炳昶、蒙文通先生有过类似见解。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话没错,早期的几个朝代确实建立在黄河流域。但并不代表这长江流域文化落后。黄河流域的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区别、又有影响、沟通融会,与炎黄分居南北两个地区基本一致,看来并不是偶然的。[15]中国的农业起源中心有两个,至迟在新石器时期中晚期,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已经确立为华北和华中,或者说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16]炎帝神农既然是农耕生活的文化英雄,南北两地最便于交流的两条通道是水路和陆路。联系黄河中游的南襄盆地与长江中游的江汉盆地通道,水路是汉水,要经过随州的大洪山,大洪山是汉水中下游的分界山,中游就是南襄盆地、下游就是江汉盆地;陆路是随枣走廊,随枣走廊不仅仅是南北的一条通道,更是挑起两个盆地的一根扁担。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因随州的存在,才有了中国南北的融合,而成为一个整体。北方的豪迈粗狂与南方的精细柔美得以互补,粟作和稻作两种不尽相同的农耕文化生态得以融合,实际上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性格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炎帝神农是农耕生活的文化英雄,当然也是生命体。只要是生命就需要自己诞生成长的地域载体。农耕生活发生多在盆地,盆地内部地形相对平缓,多平原和丘陵,适合人类居住和农业生产。“随枣走廊”就是一个大约一万平方公里的小型盆地,这个盆地虽然规模不大,但它却又中国所有的盆地不具备的优势。盆状形态基本是中间低,四周高的封闭状态,唯有“随枣走廊”呈现出南北的开放状态,对南是约四万多平方公里的江汉盆地,对北也是约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南襄盆地。这两个盆地分别联系着中国的长江与黄河,长江与黄河都是东西向的河流,“随枣走廊”就处在了中国的东南西北正中心。唯有“随枣走廊”的农耕生活,能够达到中国东西南北各个地域输送的营养健康成长。或者说,随州诞生的炎帝神农是成熟的文化英雄,也是中国东南西北各地生活的族群最能认同和接受的人文始祖。丰富的文献记载是这种认同和接受的历史依据,它支持着每年的“世界华人炎帝神农故里寻根节”举办。办节实际上是举旗,是举文化的旗帜。炎帝神农文化的核心是与天地和谐、与人和谐、与内心和谐,炎帝神农固化、亮化、强化在中国中部,就是增强中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凝聚力量。实现中国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湖北省十次党代会确认“世界华人谒祖圣地”是“中部崛起”的一个重要层次。这是湖北省省级战略,随州实施,是省级支持,随州主导。是炎帝神农子孙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是历史性的责任。
    [1]庞卓恒、李学智、吴英着《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2]马松源整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线装书局2014年版第39页
    [3]马松源整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线装书局2014年版第31页
    [4]吕思勉着《国学纲要》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322页
    [5]庞卓恒、李学智、吴英着《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7]柯斯文着《原始文化史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页
    [8]庞卓恒、李学智、吴英着《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9]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11年版,第1491页。
    [10]费孝通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11]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12]吴毅、朱世广、刘治立著《中华人文精神论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13]邓曦泽著《文化复兴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228页
    [14]转引自季羡林著《中国精神中国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81-82页
    [15]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8页
    [16]严文明著《中华文明的始原》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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